快递员以罚代管困局 派件越多 罚款越多
快递员张顺平的一天从面对扣款开始。
来自河北、今年刚满18岁的张顺平,是圆通北京某快递站点的一名快递员。当双十一的钟声敲响,他设定的闹钟在清晨5点15分响起。北京的天空还未被晨曦点亮,气温在冰点徘徊。张顺平需要迅速离开宿舍,赶赴快递站点,因为6点钟站点老板会在那里进行集结拍照,缺席的快递员将面临至少50元的罚款。对于张顺平来说,因迟到被罚款早已不是第一次,8月份他就因此被扣除了千余元。
对于张顺平而言,罚款的名目远不止“迟到”一项。他的工资条上,旷工、迟到1小时以上、未签到、被投诉、签收率不达标等都能成为扣钱的理由。在劳动法的视角里,张顺平遭遇的部分罚款情况可能存在法律争议。劳动法专家洪桂彬律师指出,只有在因快递员工作失误导致快递丢失等造成企业经济损失的情况下,企业才能对快递员进行罚款。对于因旷工或未签到等行为的罚款,可能涉及违规。根据国家相关规定,罚款金额一般应控制在月工资的20%以内。
张顺平的遭遇并非个案,快递行业的“以罚代管”现象普遍存在。据快递物流信息服务商快递100发布的调研报告显示,受访的快递员普遍反映当前最担心的问题是投诉罚款过多。近六成的快递员每月被罚款超过200元,罚款金额从每月数百元到数千元不等。除此之外,快递员还面临着无底薪、工作量大收入不匹配、劳动合同签约率低、社保福利难以覆盖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相关部门已经提出了一系列保障快递员权益的措施。
快递行业的蓬勃发展背后,是快递员超负荷的工作压力。在电商经济的推动下,快递业务量持续增长。张顺平表示,平时他每天需要派送200至300件快递,工作时间长达13个小时;而在双十一等电商节日期间,派送量更是翻倍,常常需要加班到深夜。其他快递员也面临着类似的压力,工作时间长、收入却远远不成正比。据国家邮政局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末端揽投的快递从业人员中,有相当一部分每天工作超过10个小时,甚至超过12个小时。超负荷的工作强度并不意味着高收入。快递100的调研数据显示,大多数快递员的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而且工资发放不及时的情况也相当普遍。
快递行业的计件工资制度使得快递员面临巨大的压力。在没有底薪和加班费的情况下,他们的工资完全依赖于派费。为了增加收入,他们不得不通过多送快递、多收件来维持生计。张顺平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的派费每单只有1.1元,其中还要承担投递丰巢快递柜的费用。为了节省时间继续派送更多的快递,他不得不选择使用快递柜投递部分包裹,这也增加了他的开销。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孙能身上,派费降低后他不得不将部分包裹存放在菜鸟驿站以节省时间派送更多的包裹。这种情况在快递行业相当普遍。在快递业务的高峰期,快递员们面对着巨大的配送压力。当快递量大时,他们不得不将包裹投放到快递柜或驿站,然而每单投放的费用需要从他们的派费中扣除,这导致派费逐渐减少。消费者往往因拒绝接受投柜而投诉快递员,每次投诉都可能扣除他们一天甚至多天的收入,使快递员陷入一个怪圈:派送越多,收入越少。
在快递行业的价格战中,单价不断下降,快递员每送出一单快递的报酬都变得更加微薄。尽管中通、圆通、韵达、申通、百世和极兔速递等加盟制快递企业宣布上调派费,但许多快递员并未实际收到上涨的派费。智能快递柜近邻宝的快递员黄先生表示,虽然派送费涨价了,但快递员并未受益,而是网点老板获得了这部分收益。
李升在广东承包了一个四通一达快递系的网点,他告诉记者,尽管派费上调,但作为网点承包商,他们并没有从中受益。反而因为上调的派费意味着每单需要开具更多的发票,增加了他们的经营成本。李升直言,派件成本越来越高,利润越来越薄,市场透明度极高,使得网点经营愈发困难。
在快递行业的潜规则中,“以罚代管”的现象十分普遍。快递员面临着名目繁多的罚款,如签收率不合格、丢件、快递破损等都会被罚款。罚款金额往往足以抵消他们一天甚至多天的收入。多位快递员表示,因为担心被罚款,他们往往选择主动赔偿客户的损失,以私了的方式解决纠纷。
是否送货上门也常常是快递员和消费者之间的矛盾所在。近70%的快递员在投诉中是因为未能送货上门而遭到投诉。在接受采访的张顺平因为直接将快递放入快递柜而被投诉,客户要求他送货上门却被告知已经下班,结果客户下楼取完快递后投诉了他。面对这种情况,公司往往不会核查事实真相,直接扣除快递员的费用,这也使得恶意投诉的快递员不得不承担罚款。
在用工方面,规范用工一直是快递行业的痛点。调研数据显示,近半数的快递员没有与所在快递公司签订合同。在已签订的合同中,还存在许多不明确的地方。这使得快递员在面对投诉时缺乏有效的申诉渠道。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娄宇指出,这种管理方式虽然简单易行,但对加盟站点和快递员的震慑作用大,不利于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由于用工主体不明确,负面激励管理方式容易引发抵触情绪,造成快递员流失多、稳定性差。
面对这些问题,快递行业需要更加规范的管理和更加明确的用工制度。企业应建立合理的申诉机制,保障快递员的权益不受侵害。加强员工培训和服务质量监管也是必要的措施。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快递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近日,张顺平先生向记者反映了一个问题,他的钱款似乎每天都在被不明原因地扣除。他表示,上个月还突然被要求交了3000元的押金,对此感到十分困惑。与此近邻宝快递员黄先生也表达了类似的困惑,他们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没有底薪,需要自己缴纳社会保险和公积金,收入来源完全依赖于派件费用。
方远兴在京东快递工作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他向记者表示自己的劳动合同、社保和公积金等一应俱全。这背后的差异显然与不同的快递运营模式有关。李升作为快递网点承包商透露,他和手下的快递员签署的是合作协议而非劳动合同。他表示通达系快递平台主打低价市场,因此选择了加盟模式以降低用工成本。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快递承包商都遵循这一模式,除了京东和顺丰等少数公司。
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兴起,使得平台新业态的用工形式变得复杂多样。全日制用工、非全日制用工、劳务派遣等多种模式并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快递行业分为直营制和加盟制两种模式。顺丰和京东采取直营制,他们会与快递员签订劳动合同,从而在用工方面更加规范。
娄宇教授指出,快递行业普遍未签订劳动合同的现象主要源于两个原因:一是用工形式的复杂性使得劳动关系的认定变得困难;二是严格的管理制度使得用人单位负担加重,不建立劳动关系可以节约人力成本。这一现象导致快递员的用工主体不明确,使得他们在工资薪酬、劳动保护等方面缺乏有效保障。许多快递员甚至表示自己属于“三无”人员,没有劳动合同、没有底薪、没有社保。
据快递100的调研数据显示,超过七成的快递员所在公司没有为他们缴纳社保和公积金。对于快递员的收入问题,李升表示网点承包商面临着派费结算周期长的难题。他们经常需要先行垫付资金给快递员,而平台则经常以各种理由推脱结算责任。据李升介绍,快递员收入主要分基础派费和派费补贴两部分,而补贴部分的结算周期往往较长,最长可达三个月之久。
近年来,随着新业态经济的迅速发展,劳动纠纷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因新业态用工引发的劳动争议二审案件数量呈明显上升趋势。针对这一问题,人社部等八部门发布了相关指导意见,明确平台企业的责任。法律界也在如何完善相关法律,帮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解决生活和工作中的基本问题,例如加强社会保障、购买社会保险等。洪桂彬律师表示,目前在考虑采用三分法来界定劳动关系,即增加“不完全劳动关系”,同时当务之急是帮助这些劳动者解决最基本的问题,例如社会保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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