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律师吴飞向国家邮政局和财政部提出了公开邮政普遍服务基金信息的申请，然而这一请求遭到了拒绝。国家邮政局的回应指出，该信息不属于其公开范围，因为邮政普遍服务基金的征收、使用和监督管理具体办法的指定工作由国务院财政部门负责。
吴飞对此难以接受，他认为邮政普遍服务基金的征收、使用和监督管理信息不仅包含国家邮政局自己制作的信息，也包括其获取的信息，因此理应由邮政局公开。这一事件引发了关于信息公开的深入讨论。
信息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2012年年底，国家邮政局牵头起草了《邮政普遍服务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快递企业应缴纳邮政普遍服务基金，以补贴邮政普遍服务的发展。这一“份子钱”的服务基金在吴飞看来存在诸多问题，可能涉嫌垄断。他坚持申请公开该基金的详细信息。
律师刘晓原认为，邮政普遍服务基金涉及公众知情权，应面向全社会予以公开。《信息公开条例》也明确要求行政机关应主动公开涉及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参与的信息等。武汉大学宪法与行学教授秦前红表示赞同，并指出只有涉及国家和国家安全的信息才不能公开，邮政普遍服务基金显然不属于此类情况。
国家邮政局认为公开此项信息的主体应该是财政部门。对此，秦前红表示国家邮政局的理由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不应完全拒绝吴飞的申请。国家邮政局应根据申请人的要求，公开其在整个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及了解到的情况。
尽管近年来在信息公开方面有所进步，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有些部门为信息公开设置“高门槛”，要么答非所问，要么以涉及国家秘密等原因进行搪塞。刘晓原感触颇深，认为这些做法确实存在很大阻力。
信息公开制度还欠缺有效的问责和追究机制。目前反映诉求的途径有限，导致申请公开成为狭窄的渠道。促进信息公开需要多方配合，应做到主动公开，而不仅仅是等待公民申请。
刘晓原认为，当前的信息公开制度亟待改进，应将《信息公开条例》上升到法律的高度。学者们也纷纷呼吁，加强信息公开的制度建设，完善问责和追究机制，提高的信息公开意识和预算透明度。公众也应积极参与监督，推动更加主动地公开信息，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一个更加透明、公正、信任的。针对信息公开的问题，中国大学教授王万华提出了独特的见解。他强调，立法内容往往偏重于管理法，而人大立法则具有定位在公民权利法、义务法的优势。若能将条例上升为人大立法，从知情权的保障角度构建信息公开制度，将更加完善且有力。
现行的公开条例中对信息的外延描述并不清晰。这种模糊性为一些机关和部门提供了可乘之机。他们可以利用这种不明确性，找到各种理由拒绝公开相关信息。这无疑对公民的知情权造成了一定的损害。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的宪法与行政法教授熊文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进一步强调了《信息公开条例》在条文完善方面的必要性。他提出，条例应以列举的方式明确规定不公开的事项范围，让公众更加明确哪些信息可以公开，哪些不可以。应该允许公民获取与自己没有直接关系的信息，这是公民知情权的一部分。他还建议补充规定，允许公民就某项信息是否属于国家秘密向法院提起诉讼，由法院来裁判争议的信息是否应该保密。
秦前红则指出，信息公开难以落实与程序上的不精致有很大关系。例如，在申请公开的主体上，需要一个有效的过滤机制。否则，当面对大量的信息公开申请时，可能会感到力不从心。他也强调，现有的信息公开制度在问责和追究机制方面存在不足。《信息公开条例》在这方面的规定不够清晰，需要进行改进和完善。
完善信息公开制度至关重要。这不仅关乎公民的知情权，也是现代透明、公正、负责的表现。希望通过不断的努力和改进，我们能够构建一个更加完善、更加透明的信息公开制度，让公民更加便捷地获取信息，从而更好地参与社会管理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