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泄露信息 我的秘密谁来保护

快递业成为公民信息泄露的“重灾区”：一场关于信息保卫战的讨论

随着快递业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愈发便捷，由此引发的信息泄露问题亦不容忽视。近期，一系列因快递单信息泄露导致的恶性案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在各大网站及论坛上，客户的快递单号及底单被明码标价出售，进而衍生出推销、诈骗等问题。这不仅仅是一起单纯的行业问题，更是对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严峻挑战，引发了一场关于“信息保卫战”的热烈讨论。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非法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属违法行为，情节严重者将面临法律的制裁。尽管交通部出台的《快递市场管理办法》明文禁止快递企业和员工泄露用户信息，但现实情况却不容乐观。

高女士在网上购物后，不断接到各类推销电话，从减肥到房屋买卖，仿佛自己的个人信息已经变得透明。那么，为何快递业的从业人员会泄露客户的个人信息？严之鸿先生认为，这主要是利益的驱使。物流行业的环节众多，查证信息泄露源头十分困难。也存在一部分人为法律意识淡薄，对法律的无知使他们铤而走险。

郑艳玲秘书长表示，网上个人信息泄露在全国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与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和法律法规息息相关。她进一步指出，信息泄露的渠道多种多样，不仅仅是网络店商，还包括小区物业、医院、酒店等。现代社会中，个人信息的泄露已经成为一个产业，涉及各行各业。

面对这一问题，公安机关也在积极行动。夏明警官表示，他们一直在搜集买卖个人信息的线索，并开展专项打击行动。从发现线索到办理完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耐心和策略。顾育辉警官也透露，其实已经有很多人因为泄露他人信息而被公安部门处罚。

这场关于“信息保卫战”的讨论，不仅仅是对快递业的审视，更是对我们生活环境的警醒。如何保护个人信息不受侵犯，如何做到自我保护，是每一个现代人都需要面对的问题。让我们共同努力，守护自己的信息安全，成为真正的“信息主人”。在深圳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电商行业蓬勃发展，网络交易频繁的背后，你是否感受到个人信息安全受到威胁？警察如何在网络上保障市民的安全？这是许多市民和网友关心的问题。

夏明透露，关于个人信息泄露的现象确实存在，公安机关一直在积极应对这一问题。针对网络上售卖个人信息的行为，网警部门持续进行清理行动。仅靠公安机关的打击并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顾育辉也提到，由于泄露个人信息存在利益驱动，一些机构和个人仍可能走上这条道路。除了公安机关的长效打击，还需要从提高公民个人防范意识入手。

当法律法规尚不完善时，市民如何自我保护？李庆祝提醒，公民的个人信息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从事犯罪活动，例如冒充公检法工作人员进行诈骗。除了公安机关的打击，市民更应加强个人信息的自我保护。严之鸿建议，市民在填写收货地址等情况下，可以选择不留真实手机号码，写办公室电话，或者采用其他有效方法来保护个人信息。

对于行业协会在其中的作用，刘丽华表示，期待行业协会能够更积极地参与进来，帮助市民更好地管理个人信息。郑艳玲认为，行业协会应该承担起责任，比如对于快递员出卖顾客信息的行为，可以将其拉入“黑名单”。

夏明进一步提到，有效治理个人信息被泄露的问题，需要职能部门共同发力。公安机关的打击力度必须加大，并且是持续的。为此，深圳网警推出了全国首款手机防诈骗软件——“e警工场”。这款软件依靠公安系统的反诈骗数据库，可以主动拦截诈骗电话和短信，用户还可以将其已知的诈骗信息举报给警方。夏明还详细介绍了如何下载和使用这款软件，并强调其不耗费流量、不影响通信功能、保证用户隐私的特点。

尽管有了这样的软件，相关法律仍然需要完善。郑艳玲提到，《刑法》虽然明文禁止，但市民仍经常收到来自电信的骚扰短信。除了技术手段外，还需要法律来对此类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和制裁。

保护个人信息安全是一项长期且复杂的任务，需要公安机关的持续打击、公民的自我保护意识的提高、行业协会的积极参与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利用科技手段如“e警工场”也是防范诈骗的重要途径。希望通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让深圳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更加安全、和谐。关于我国网络隐私与消费隐私保护条例的思考与展望

高翔提到国外在保护网络隐私和消费隐私方面的法律法规健全，反观我国的相关法律力度尚显不足。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刘丽华认为安全可靠的信息系统的建立会逐渐改善，但现行的《刑法》是否足够应对涉及个人信息泄露的违法犯罪行为呢？

顾育辉指出，《刑法》关于售卖其他公民个人信息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条款虽在2009年已立法，但在具体执行上却存在诸多难题。他认为当前法律的处罚力度偏轻，且缺乏具体的执法细则和标准，导致一些犯罪分子心存侥幸。例如，在最近的专项整治行动中，虽然抓了数百人，但真正被刑事拘留的仅有一小部分。这种现象无疑削弱了法律的震慑作用。

刘丽华提及一些国家，如德国、日本和新加坡，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德国在1970年就出台了《数据保护法》，这是全球最早的隐私保护法之一。相比之下，我国的法律宣传和教育显然不足，许多人对出卖他人信息是违法行为这一事实并不知情。

对于这一问题，深圳已有人提出应率先为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严之鸿认为，这样的立法应明确个人信息的合理使用制度，并建立侵害个人信息的补偿与惩罚机制。这无疑是明智的提议，只有这样，老百姓才不会处于被动地位，个人信息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

一些市民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采取行动保护自己。比如收货地址不再写得过于详细，尽量使用办公电话等。在社交媒体上，也有网友提出了各种建议，如增补相关条款到《刑法》或制定专门的行政处罚条款来约束此类行为。

深圳的电子商务发达，网络购物已成为大趋势。对此制定一系列规范措施显得尤为重要。主管部门应积极出台好的制度，规范快递行业等行为，以免让快递员成为市民的假想敌。行业协会也应尽快清理此类行为，维护市场秩序和消费者的权益。

造成当前“有法难依”、“有法难判”的尴尬局面，主要是因为刑法条文存在漏洞，可操作性差，且相关的司法解释未能及时推出。这使得法律在实际操作中显得无力。

面对这一问题，我们需要从多个层面进行思考和努力。立法部门应完善相关法律，制定更具操作性的规定。司法部门应及时推出相关司法解释，以便法官在审理案件时能有明确的指导。全社会应加强法律宣传和教育，提高公众的法律意识，让每个人都明白保护个人信息的重要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实现网络隐私和消费隐私的有效保护。

（注：本文为深圳特区报记者尹传刚、蒋丽娟综合报道。）凡本网站注明“来源×××”的作品，均为转载自其他媒体或机构，转载旨在传递更多信息，并不意味着本站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如有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网下载使用，必须保留本网注明的“稿件来源”，并承担版权等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