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古之史，实为方志”这一深邃论断，首次由近代学术巨匠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明确提出。他慧眼独到，认为方志可以追溯到古代历史文献的源头，诸如《晋乘》、《楚梼杌》、《鲁春秋》等。梁启超不仅将方志学视为一种独立的研究领域，更将其与史学、地理学等并驾齐驱，体现了方志学在学术研究中的不可替代地位。
在他的理念里，方志不仅仅是记录地方风土人情的文献，更是中国古代历史的原始形态。他曾在清华学校授课时，详细阐述了这一观点，使更多学者对方志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梁启超的学术定位，无疑为方志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使之在学术界崭露头角。
这一论断的理论基础深厚，可以从《周礼》中的“职方氏”“诵训”等官职的职能记载中找到端倪。这些记载被认为是后世方志的雏形，展现了古代对方志的初步与积累。清代学者章学诚虽主张“方志乃一方之全史”，但未明确提出梁启超的“最古之史，实为方志”的观点。
梁启超的这一观点并非毫无争议。部分学者如谭其骧、黄苇等对方志与地方史的界限持有异议，认为二者在体裁上应有所区分。但无论如何，梁启超的这一论断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深入，成为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
梁启超的“最古之史，实为方志”的观点，不仅是对古代历史文献的重新审视，更是对方志学研究的推动与引领。他的这一论断，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宝贵的启示与研究方向，使方志学在学术界获得了更为广泛的认可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