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献忠执政的晚期，一种恶性循环的倾向开始显现。当他越发感到孤立，他的猜疑和暴戾情绪也随之加剧。这种情绪的恶化进一步导致他无法分辨是非，滥杀无辜，从而更加深了他的孤立感。这种悲剧性的循环，犹如一个无法逃脱的漩涡，不断侵蚀着他的理智与人心。
在崇祯十六年底，即公元1643年，张献忠在长江中游的荆岳地区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他承受着来自李自成部和明军左良玉部的双重军事压力，形势逼人，他不得不采取行动。为了寻求自保，他毅然决定进军四川。
崇祯十七年，即公元1644年春天，张献忠率领他的军队以“澄清川岳”为旗帜，向四川进发。八月份，他成功攻克了成都，亲自率军将李自成的势力逐出川北。在那年的十一月十六日，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国号定为“大西”，年号定为“大顺”。他改成都为西京，并任命部将孙可望为“节制文武”，桐城诸生汪兆麟为“总决诸事”，同时对他的部将进行了分封。
此时的张献忠，虽然已经打下了自己的江山，但面临的压力与挑战依然巨大。他需要更加明智与果断的决策来稳定自己的政权，安抚民心。他心中的猜疑与暴戾情绪却阻碍了他做出明智的选择。这种内心的矛盾与挣扎，使他陷入了一种无法自拔的困境，也为他的失败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