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流通业的先导性及物流

重塑经济结构的引领者：流通业与物流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核心角色

随着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面临的结构性问题逐渐凸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入手，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在这一过程中，流通业与物流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目的是满足需求，通过提高供给质量来达成经济平衡。而流通业与物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血脉”，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流通业的基础性和先导性地位，决定了它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先导角色。

早在20世纪90年代，学者就提出了“流通五论”，深刻阐述了流通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和先导作用。流通业的晴雨表功能，能够准确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的问题。解决流通业与物流业的问题，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一环。

物流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度低、成本过高是国民经济粗放运行的主要表现形式。推进供应链发展，提高流通效率，是国民经济降本增效的根本出路。采购经理指数（PMI）作为预测国家宏观经济走向的先行指数，其指标体系中的流通指标能够敏锐地反映经济拐点，对宏观经济走向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中国经济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其PMI指数也备受全球关注。通过对PMI指数的分析，可以发现某些产业的新订单持续下降，反映产能过剩、库存积压严重等问题。这些问题正是互联网时代生产方式、流通方式深刻变化的体现。服务业PMI与制造业PMI的关联，也为我们提供了观察经济走向的新视角。

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流通业和物流业不仅要发挥“血管”的作用，更要成为重塑经济结构的引领者。它们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创新技术、提高效率等方式，助力中国经济实现转型升级。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和社会各界需要共同努力，推动流通业与物流业的健康发展，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流通业与物流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作用不可或缺。它们不仅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更是重塑经济结构的引领者。通过深化改革、提高效率、创新技术等方式，它们将助力中国经济实现转型升级，走向高质量发展。在“十二五”时期，中国的制造业和非制造业PMI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反映了当时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巨大的下行压力。制造业PMI从月均51.4%下降到枯荣线以下，非制造业PMI虽然年均值超过55%，但也呈现下降趋势。与此中国GDP增速也呈现放缓的趋势，显示出经济转型和改革深化阶段的挑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十三五”开局之年，经济形势虽有所平稳向好，但仍面临诸多挑战。

对于供应链绩效指数（LPI），它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供应链水平的重要工具。世界银行每两年发布一次的全球性指标体系反映了各国物流水平及参与全球供应链的能力。这一指数包括多个方面，如货物通关效率、物流基础设施质量等。中国在全球供应链战略中，积极响应并打造自己的供应链体系，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将全球供应链战略具体化。

随着全球经济的复杂多变和国际贸易的冲击，供应链绩效指数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世界银行发布的LPI排名中，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地名列前茅，反映了这些地区在物流水平和供应链能力方面的优势。而在中国，随着经济的转型和深化，提高供应链绩效指数成为重要的发展方向。

进入“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形势总体呈现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的态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在这一背景下，供应链绩效指数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提高供应链绩效指数不仅有助于降低物流成本，还能提高国家和地区的综合竞争力。

中国的供应链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紧密结合，通过加强互联互通、优势互补、合作共贏，走一条经济全球化的新型之路。在这一进程中，提高供应链绩效指数成为关键。为此，中国需要深化改革开放，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共同应对全球经济发展的挑战。

展望未来，“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发展已到达U型或L型底部，GDP增长将稳定在6%~7%。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中国将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预期引导，深化创新驱动，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中国将不断提高供应链绩效指数，提高物流水平和参与全球供应链的能力，为全球经济贡献更多的动力。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进出口贸易国和物流市场国，其物流产业的影响力不容忽视。世界银行发布的物流绩效指数（LPI）显示，中国在全球排名中一直未能与其经济地位相匹配，这显示出我国在供应链领域仍存在短板。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中国正努力寻找并解决这些问题。物流总成本与GDP的比率高达16%，比发达国家高一倍，这是由于物流服务商发展不充分，物流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度低，导致实体经济企业的物流成本居高不下。为了降本增效，实施供应链管理成为最佳选择。欧美研究机构的长期分析显示，物流业与实体产业的融合可以带来显著的成本节约。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推进供应链管理是一大战略，对提高中国制造业的成本优势至关重要。

价格指数作为国民经济运行的晴雨表，对于了解经济运行状况具有重要意义。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是反映经济健康程度的重要指标。在中国，引起CPI与PPI波动的因素多种多样，包括供求关系、货币供应量、生产方式、物流成本、城镇化推进以及国际价格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CPI和PPI经历了多次波动，但近年来，通过调控和市场机制的共同作用，物价水平基本保持稳定。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近年来生产资料价格、部分消费品价格以及工业品出厂价格的下跌，反映了某些产业供给侧结构性矛盾的突出。这表明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还需要进一步解决产业结构不合理、产能过剩等问题。

中国在物流与供应链领域仍面临挑战，但也在不断努力改进。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物流服务水平、优化供应链管理等方式，中国有望在全球供应链中取得更好的成绩。应继续关注物价波动，加强调控，确保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在中国的经济大潮中，货币供应的磅礴之势引人注目。从2011至2015年，广义货币（M2）的年均增速达到了惊人的16.6%，远超同期GDP的7.8%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年均增长14.6%。尽管货币供应如此充沛，通货膨胀的压力并未显著显现，CPI年均增长维持在温和而稳定的2.8%。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实则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特阶段性和复杂性。

工业品的供应远大于需求，价格保持在低位。这一特点与中国制造业的规模化和产能过剩紧密相关。农产品供应充足，季节性波动主要集中在部分特定产品上。值得注意的是，货币供应的大部分增长被房地产和股市吸纳，而高房价并不计入CPI统计范围。服务业作为短板，其增长推动了CPI的涨幅，但始终在有效控制之内。纵观十三五规划期间，CPI预计将维持稳定格局。

在推动经济结构优化的过程中，我们关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生产资料销售总额的趋势。这不仅关系到生活性消费和生产性消费的变化，更是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消费需求的重要体现。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中国面临巨大的经济下行压力，消费增速也在下降。201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速度为10.7%，创下了近十年来的最低增速。与此生产资料销售总额的增长也呈现放缓趋势。

这种情况的出现并非偶然。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增速下滑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和消费同样受到冲击。除此之外，还有四个主观因素值得关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升为主要矛盾，特别是大宗商品产能过剩；分配体制改革滞后；促进消费的长效机制尚未形成；房地产泡沫对消费市场产生扭曲影响。尤其在高房价的背景下，对实体经济和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十分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消费作为最终需求直接关系到社会成员的福利水平。在发达国家中，消费需求与GDP以相近的比率增长。但在中国的经济周期中，消费需求的波动小于GDP的波动，消费增长的稳定性表现得尤为突出。尽管如此，消费率的逐年下降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我们必须认识到提高最终消费率特别是居民消费率的重要性。在“十三五”期间或更长时间内，将最终消费率提高到65%以上、居民消费率提高到50%左右是我们努力的方向。这不仅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更是遵循社会主义基本准则的应有之义。

中国经济的发展呈现出独特的阶段性和复杂性。在全球经济环境不断变化的背景下，我们既要关注宏观经济指标的变化，更要关注消费需求、消费率等关键指标的发展趋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把握经济发展的脉络，为未来的经济发展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政策。把握国民经济发展脉络，深入研究居民消费需求与结构的变迁，对于制定符合国情的居民消费政策，具有深远意义。消费不仅是供求关系的体现，更是投资与消费比例、产业结构与产品结构的反映，更是市场经济成熟度的风向标。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生活日益富足，消费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这既是国家发展成果的体现，也反映了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

国际经验表明，投资与消费结构的变化与经济发展阶段紧密相关。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特殊阶段，呈现出高投资率支撑经济高增长的态势。但高投资率不可能持久，必须调整经济结构，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此背景下，对消费问题的研究显得尤为关键。

恩格尔系数的变化是中国消费升级的重要标志。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服务消费快速上升，居民从追求数量转向追求质量，品牌意识、个性化服务、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日益受到重视。消费方式的改变，如“互联网+”的实施、线上线下互动、体验性环节增多，都反映了中国消费市场的活力和潜力。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服务业是一个重要领域。以健康医疗服务为例，《“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发布，标志着健康服务领域的发展迎来了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不仅为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服务业的发展创造了广阔空间。

总体来看，中国消费市场的变化不仅影响着经济增长速度，更深刻影响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从基本性消费到享受性消费、发展性消费的转变，反映了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和消费结构的升级。服务经济的发展也逐步超越工业经济，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居民消费问题，制定符合国情的消费政策，对于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加强服务业的发展，特别是健康服务等领域，也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在迈向全面小康的征程中，中国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十三五”时期，产品与服务供给的改善以及消费的升级成为显著特点，这不仅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目标，更是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动力。

市场经济体制下，流通产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流通不仅是商品价值形态、实物形态、经济行为以及货币形态的总和，更是连接生产与消费、生产与分配的纽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通过流通决定生产，流通作为国民经济的血脉系统，体现了国家对商品流通通道与市场控制力的高要求。流通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和先导产业，对于拉动国民经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渠道畅通是确保经济健康运行的关键因素。“流通不畅”“信息不对称”“资金链断裂”等问题仍然困扰着国家经济的发展。为此，中国需要加强对资源、生产、市场、渠道的全方位掌控，提升流通引导生产的能力。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是社会再生产的首要环节，决定着流通的内容、规模和方式。在发达的市场经济时代，流通对生产的制约作用愈发显现。特别是在买方市场的总格局下，消费通过分配与流通决定着生产。在中国，流通并没有很好地对生产起到重要引导作用。这主要是由于“重生产轻流通”的观念尚未根除，生产与流通部门的分割，以及大数据、云计算发展的缓慢导致的。

正是基于以上背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着力解决这些问题。为此，需要改变旧观念，重视流通对生产的引导作用；加强流通部门的手段与途径建设，推动生产与流通部门的一体化供应链集成；加快大数据、云计算的发展，建立可信的大数据分析体系，提高对市场的响应速度，优化资源配置。

除此之外，流通还调节分配。在社会经济运行中，分配和交换（流通）两个环节维系着生产和消费的正常运转。分配根据社会经济规律进行，如基本经济规律、按劳分配规律和价值规律等，包括产品分配和生产资料分配。流通在调节分配、推动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流通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要成为一个经济强国，必须提升对资源、生产、市场、渠道的全方位掌控能力，加强对流通产业的重视和发展。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交换与流通在价值实现中的桥梁作用

无论是产品还是生产资料，它们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实现都离不开交换（流通）。交换，作为分配的延续，对于确保生产和消费之间的顺畅连接至关重要。没有交换，分配便无法彻底完成，生产和消费之间的链条就会断裂。

收入，作为消费的基石，其增长支撑着消费水平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升，背后是收入水平的稳步增长。与国际比较，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仍有局限，这主要源于国民经济分配格局的不合理，居民收入偏低，贫富差距大。这导致了一种局面：高收入群体消费意愿不足，而低收入群体支付能力有限。

在消费规律的映照下，我们看到收入的增长并不等同于消费的增长。消费行为更多地取决于净收入，特别是在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消费增加的速度往往跟不上收入增加的速度，特别是在高收入群体中更为明显。

“十三五”期间，优化调整分配格局成为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的核心环节，同时也是改革和调整的难点。调整应从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和支出三个层面进行。在这个过程中，流通的作用不可忽视。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性消费和生活性消费都必须借助交换（流通）环节来实现。流通的直接目的是消费，没有流通，消费无法实现。商业资本的流通速度取决于生产过程的更新速度和消费速度。流通与消费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流通是消费实现的必要前提，对扩大消费规模有巨大促进作用；而消费对流通的规模、结构、方式和速度也有显著的影响和制约作用。

从实际情况看，消费通过分配与流通决定生产。生产的目的是最终消费，消费总量、结构和趋向决定着生产的规模、结构和方向。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政策框架和理念。其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经济工作的主线。各行各业都要为此努力，使大流通产业发挥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的作用。

作者简介：丁俊发先生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原常务副会长，对中国流通经济有着深入的研究和丰富的实践。其著作和观点对于理解流通在消费和生产中的桥梁作用有着重要价值。参考文献中提到的丁俊发先生的多篇论文和著作，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

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交换与流通在连接生产与消费中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消费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要求流通的规模、结构、方式和速度作出相应的调整和适应。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下，我们要充分发挥大流通产业的作用，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